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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实现改革再出发，续写改革新篇章。

广大人民群众蕴藏着极大的社会需求，只要我们把改革发展的目的定位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上，经济发展就会有不竭的动力。由于中国国情复杂、区域经济水平参差不齐，必须系统化、动态化推进改革。

这样的增长规模和态势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是少见的。投资占GDP比例不断上升，消费占GDP比例就会不断下降，其结果必然使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比例失衡加剧，导致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分析的经济危机。按照巴克莱的测算，政府负债高达32.24万亿--50.44万亿。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不让只输不赢的国内广大股民也沾点改革开放的光，购买远低于市场价的银行股？国内的股民们每年都抱怨中石油分红太吝啬，可中石油在国外的分红却相当慷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已占全球的21.3%，而美国一次能源消费占全球的18.5%，俄罗斯仅占5.6%。

在经济勾结调整未见成效、固定资产投入增长连续五年不低于20%、对外出口连续三年保持增长态势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减速了。信贷评级机构穆迪曾表示中国地方债负担可能比官方估计的数据高。鉴于该方案此前多年议而不决，不应将具体的量化目标再下放有关部门进行反复低效的协调甚至扯皮，以免贻误整个改革进程。

对改革过程中暴露的新问题、新矛盾，不回避，而应积极面对，顺藤摸瓜，展开讨论，尊重群众的创新。在紧紧咬住两大核心改革的同时，启动和部署其他方面的改革，以便于在动态中把握其他改革与两大核心改革之间的衔接，并择机推出其他的改革方案。因此，未来的改革逻辑，除了需要消除造成经济结构扭曲的需求因素外，还必须同时从供给方面加快改革。要设立直接能向中央、国务院负责的跨部门改革小组。

这是中国农村下一轮最主要、最艰难的一项改革，也是开拓中国未来巨大消费市场空间的一个历史机遇。明确在今后几年内，基本实现利率的市场化和体现外汇供给平衡要求的真正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以上鉴于中国经济问题逻辑分析的需要，笔者舍去了对科技创新、人口政策、房地产调控、市场秩序监管（涉及食品、药品等行政管理改革）、发展农业基础、外贸多元化以及低碳与循环经济等领域的讨论。当政府决心真正启动缩小收入差距和要素价格改革后，市场本身必然会产生其他一系列的改革需求，这是现在完全可以预料到的。改革的最后成功取决于决策者的战略勇气和历史责任担当。通过征地制度改革，财政可在契税、房产税等税种改革基础上，形成合理的房产税制度（为打击投机炒房，可设高额的房产交易税），增加一些财政收入。

制定利率、汇率市场化的渐进改革规划。其中财税体制和国退民进的改革，是最终决定这轮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但奢望由某些政府管理部门反省自己，主动取消相应的行政管制条款、交出自己的权力，无异于与虎谋皮，同样是不可能的——多年的改革滞后已对此给出了明确的答案。第一，要认真研究清楚，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到底是哪些？相对控股最低比例的要求到底是多少？在此基础上配合社会保障和财税改革中动态的资金缺口需求，提出有进有退的股权调整中长期计划。

要素价格改革过去若干年，中国经济之所以形成投资、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除了居民收入水平低、消费不足和外部经济繁荣等因素外，融资成本低、环境资源成本低也是重要的供给因素。另一方面会出现体现社会资金供求的市场信号，正向激励企业和政府抑制高耗能、低效益的重复建设，引导资源合理配置。

所谓胀力，就是通过打开一个制度口子，或者是通过改变一两个涉及抓手问题的制度，推动该制度的变化并传导到其他制度，从而形成结构转型的传递倒逼机制和自我强化动力。它们有的属于日常的行政工作，有的已被耽误，需要抓紧完成。

因此，未来的改革必须从眼前若干个具体问题入手，由此推动生成改革的内在逻辑与动力，倒逼一系列制度的渐变，逐步逼近问题的关键环节，最终解决核心问题。这个小组要有一定的权威性，能够直接获取顶层设计所需的各部门材料，能有效协调各部门的矛盾。需要提前引起警觉的是，今后若土地长期增值收益真正回归农民后，中国经济马上会暴露更为突出的问题。根据上述认识，下一轮全面经济改革的行动框架应该是：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和要素价格两大核心改革为突破口，推动以四大重点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土地征地制度的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于各级地方政府。改革既要有先后次序、轻重缓急之分，又要有时限要求。

而且，目前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中，土地出让金才仅占20%，绝大部分资金是通过土地抵押从银行融资（2011年高达4.8万亿元）。第二，国企改革应包括重点国有金融企业的改革。

这项改革既是解决国民后顾之忧、扩大国内消费、纠正国内经济结构扭曲的一项重大改革，又是追求共同富裕、实现中国梦的一项巨大的历史工程。最根本的原因是制度设计不当，如政府管制、金融改革滞后、要素价格不顺等，由此导致渐进转轨中市场边界划分不清。

以下笔者将分别对这一改革的逻辑反应与过程作一简述（见图）。面临财政资金外的大窟窿，中央必须制定中长期的改革预算，从根本上解决国家财政入不敷出问题。

统一的时间表制定后，具体的执行操作可根据不同的改革内容，分别确定不同的时间目标。但是如果直接从政府机构改革、政府与市场关系入手，直指高度抽象的核心主题，既不好操作，又不具改革效率。可以说，突破口只是相对的，而不是唯一的。在实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历史时期，寻找国企改革方向的重点，从微观层面说，应放在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效益上。

讲究改革的总体性、协调性和系统性。缩小收入差距改革在全国城乡，应尽快出台酝酿多年的以提低、控高、扩中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方案。

这些领域的改革，同样影响全局，同样时不待人。当然也可以预料，四大重点的改革，将牵动各级政府与国民、各个领域与各个阶层，涉及方方面面利益的调整，情况相当复杂，也是最难解决的。

利率及汇率市场化改革，还有利于中央银行选择更为有效灵活的间接调控方式，从而有利于抑制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相应加快资本管制的放开，进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推动中国整体经济的对外开放水平。改革的原则、时间与组织一切改革应着眼于形成市场机制、推动机制转化动力的自动生成。

利率市场化改革后，银行存贷利差必然会缩小，导致竞争加剧。有的同样需要专项规划，需要与总体改革方案相衔接，有时间表目前，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超过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这是导致城乡居民贫富差距拉大的显著原因之一。尽管当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任务相当艰巨，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30多年改革开放中政府长期积累的巨额资本财富（还不包括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给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提供了相当充裕的物质基础。

同时，伴随这项改革的推行，全国农民将新增千万亿元的收入。此时如果财税体制不改革，其他改革都将难以进行。

要坚决打破现有对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公司等40多家中央金融机构几乎为政府绝对控股（控股权益高达3.3万亿元）的局面。因此，能否真正坚定不移地将这一轮经济改革进行到底，除了策略上的把握之外，战略勇气和中国复兴这一历史责任的担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制定利率、汇率市场化的渐进改革规划。为此，政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在配合当前收入分配改革和为稳定经济发展而采取积极财政政策之时，尽早组织力量，认真研究1994年分税制以来的经验与教训，结合上述各项重大改革和尚未修成正果的房地产调控制度改革，认认真真地去重新思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力与事权关系，适度提高地方政府收入比重，合理测算中长期国家财政的收支缺口及动态变化，全面制定中国中长期财税体制渐进改革方案，并在上述各项改革的动态过程中及时修正方案。